中国近代社会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从这个社会生长出来的革命人物，也必然有着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有些史实，我们不应回避，而是要去科学地说明。例如，李大钊早年怎样去日本留学和怎样到北京办《晨钟报》（后改《晨报》）便不能不提到研究系的汤化龙。又如李大钊在北方怎样利用吴佩孚开展工作，便不能不提到吴的幕僚白坚武。可是，我们有些同志在涉及到这些人和李大钊的关系时，往往略而不谈，或者语焉不详，好象讲清楚了就有损于大钊同志的声誉。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大钊同志虽然早年和这些人有过关系，但很快就和他们分道扬镳了，这有什么可忌讳的呢？讲清楚了，可以使人从中受到历史唯物主义的教育；相反，则使人们只看到一些偶然的现象，而无法对历史作出合理的解释。

尤有甚者，我们一些同志看到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些文章中夹杂有错误观点时，往往表示惊奇，因而大加斧凿。有的文集编者，在删节了原文后，甚至连删节号都不保留。其实，这是不必要的。历史问题是可以从历史上说得清楚的。有些问题，也不是什么错误观点，只不过是客观史实而已。例如，李大钊在1918年所写的著名论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中，于列宁的名字之后，也提到了托洛茨基，这有什么可怪呢？因为托洛茨基是当年苏维埃红军的负责人嘛！如此等等，还是以保持历史原貌为好，后人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人民日报》曾转载过江西同志的一篇文章，呼吁：请勿在历史文件上滥施刀斧。讲得是很对的。我们的史学工作者（包括资料、档案工作者）是否可以这样相约：对待历史文献，除作者本人有权修改自己的文章外，任何个人不要擅自更动。编者如果有话要说，可以采用说明或注释的办法表达。

封建史学家有所谓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史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无数革命先烈、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虽然也是我们的尊者、亲者、贤者；但，我们却勿须讳言，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我们历史地分析了这些人物在成长过程中的缺点、弱点甚至错误，并说明他们是如何不断地在改造客观世界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从而不断前进的，使这些人物更加可亲，更加可尊，更加可学，这有什么不好呢？

第六，评价历史人物不要被现象所迷惑，而是要通过现象，看出本质。

以李大钊《狱中自述》为例。从现象上看，这似是一篇“供状”，其中不仅讲到本人历史和回答了法官的若干问题，最后还有望“宽大处理”的字样。“四人帮”正是以此来攻击大钊同志并要把他打成“叛徒”的。

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地细读《自述》，透过现象看本质，就会得出和“四人帮”完全相反的结论。只要指出以下三点，就足以说明问题了：

（1）李大钊虽然讲述了自己的历史，但只是亮出了自己在国民党中的公开身分，丝毫没有提及在共产党中的身份，甚至连是否共产党员也只字未提。

（2）在约三千字的《自述》中，回答了若干问题（这些问题是为什么寄居于庚款委员会、联俄问题、中俄有无密约、经费问题、左右派问题、工人有无暴动计划），但没有一字一句是暴露组织、泄露秘密和损害同志的。回答内容完全是应付敌人的，因此使敌人从《自述》中毫无所获。

（3）至于望“宽大处理”的词句，是在什么情况下讲的呢？当时和李大钊同时被难者共二十人，其中多数为青年学生。李大钊为了掩护和救出这些青年，在《自述》的最后讲了下面一段话：“今既被捕，惟有直言，倘以此而应重获罪戾，则钊实当负其全责，惟望当局对于此等爱国青年宽大处理，不事株连”。自己把责任担起来，牺牲个人，掩护同志，这能说是“叛徒”行为吗？恰恰相反，这段话正好显示了李大钊同志的高贵品质。现在，革命博物馆已经把《狱中自述》公开展出。我认为这样很好，是非自有公论，也是对“四人帮”那样垄断资料、信口雌黄的一种有力批判。

在历史人物中，这种现象，恐还有不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透过现象看其本质，实事求是地做出公正评价，而不能象“四人帮”那样断章取义，抓住片言只语，随意加人以罪名。

第七，评价历史人物既不要苛求，也不必溢美。

毛泽东同志在《纪念孙中山》一文中曾说：“象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的缺点一样，孙先生也有他的缺点方面。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这段话可用作评价其他历史人物的通则。因此，我们不能拿今天的标准去衡量历史人物，指责他们的缺点、弱点和错误，而要根据历史条件，看这些人物比他们的前人有了哪些进展。正如列宁所说的那样：“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评经济浪漫主义》。《列宁全集》第2卷，第150页。）

对历史人物不要苛求，但也不要溢美。溢美，便失去了真实。这种毛病，容易发生在对一些正面人物的评述上。认为大方向没错，渲染、夸张一点，也没有什么。这不是一个严谨的历史工作者所应采取的态度。

因此，我们的传记作者，对于有些未经查实的传说、回忆和某些文字记载，即使很形象、很光彩，作为文学作品可以写，但作为科学的历史还是以先不写为宜，待查实后再写。文学作品允许写出可能发生而不必实有的情节；而历史著作只能记述已经发生过的事实，不允许想象和夸张。

第八，评价历史人物要进一步拨乱反正。

在“四人帮”猖狂的十年里，不仅制造了大批的冤案、错案、假案，而且对许多历史人物进行了歪曲和诽谤。在评价历史人物上拨乱反正，还是需要一番艰苦的斗争的。